1. 好奇心

好奇心、求知的冲动，或许是人类心理中的一个恒有的特征。但是在历史上，对这种冲动的看法却改变了很多。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正面的看法才占据上风，到了启蒙运动时代，正面看法才真正成为主流

培根：认知是人类的基本权利

康德：要敢于认识

2. 学科

将“生的”信息变为“熟的”知识，这种试验、精心组织和系统化的整个过程，被称为“科学化”。科学化往往是对观察、描述、分类之类的日常实践的提升，是他们更加精确，更加远离日常生活经验。有时也会被称为“学科化”。学院学科有时会被拿来与民族国家相比较，他有自己的传统和领土。最为人熟知的学科体系就是当下的西方学科体系。如今的学术体系，由大量独立的知识岛屿形成。“跨学科性”的强调，实际上反证了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并不容易。

3. 创新

自19世纪研究型大学兴起后，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变成了创造新的知识。研究知识传统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创新其实就是将更早出现的观念或技术为了适应新的目的做出的改变。简单说，创新只是一种替换。

近来研究表明，创新倾向是一种集体现象，而非个体现象，它依赖于互动和交流。营造创造性互动最好的环境就是一个小的团队，可以面对面交流，定期举行聚会。

4. 知识分子与博学家

知识分子，主要指针对公共话题发言的文人或者学者。

另一种富有学识的人是“专家”，而如果一种人对于许多不同的学科都很熟悉，就被称为“博学家”，或者叫“通才”。

18世纪以来，由于知识分科的不断细化，博学家往往被认为快要灭绝。研究领域极宽的学者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被动的博学家”，他们了解很多，但对知识本身却没做什么大的贡献。另一类是“跨越的博学家”，他们在某个领域接收学术训练，后来却转到了其他方向。

5. 跨学科性

“跨越的博学家”，从一个领域里吸取流行的观念和方法，再应用到另一个领域当中。跨学科性或许能被视为对专门化的一种必要矫正。后果：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的越来越多，无所不知却又一无所知

瓦尔堡：人们始终需要避免知识上的“边界监察”。

到了20世纪，许多人都尝试将跨学科性制度化。

6. 知识管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商科到图书馆学，很多学科里都出现了以此为名的课程。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知识管理和科学政策、知识资本等。在更早的时候，学院以外的，处于领导位置的人物就开始规划。17世纪时，就已经有了集体性研究的意识。

7. 知识社会

当人们意识到知识管理的必要性后，知识社会，或者说信息社会就开始兴起。在一个数字化时代，知识社会加速形成。人们通常将信息社会看作新生事物，但从另一面来说，信息时代也具有连续性。有位荷兰历史学家就讨论过中世纪的“知识经济”。

我们既要避免把当下与未加区分的过去简单对立起来，又要避免对连续性的过度强调。

达恩顿：每个时代都是一个信息时代，但却是以它自己的方式。

从古至今可以划分为，手写时代，印刷和纸本时代，统计法的时代，蒸汽与电力时代，大科学的时代，三种革命（第三次发现时代、第三次科学革命以及第三次产业革命）时代，全球互联网时代。

8. 知识的秩序

知识的秩序，或者说学问的秩序、信息的秩序。

福柯：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一套“真理”的制度。

特定文化当中知识的主要形式和组织，再加上与他们紧密相关的社会价值，共同构成了一个体系。比如，在古代中国，这个体系是由儒学和科举制度占主导的，在奥斯曼土耳其，知识的秩序是由伊斯兰教徒指定的。在苏联，是由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院决定的。20世纪法国的知识秩序中，巴黎总是居于核心，而美国的体系则是去中心化的。

在当今，单一的核心等级秩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换句话说，知识的秩序正在发生变化。

在特定的时间和地域，信息的秩序可能是由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来决定的。比如说，近代早期欧洲印刷出现后，手写文书同样重要，很多贵族的诗作和论述也以手写的方式流传，因为他们鄙视印刷作为商业活动所带来的铜臭xiu味。

知识的秩序这一概念，为学者对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知识进行比较提供了基础。它能提醒我们避免错误的类比，即使他们在不同的时代看起来很相似，但在知识体系内占据的位置却不同。就以书写过去举例，在古罗马时代，是有元老院议员写给别的议员看的，中世纪早期，是由教会僧侣写给别的僧侣看的，而现代，则是由大学教师写给学校的学生们看的。

知识的秩序这个概念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是分类中的边界问题。“体系”本身并不是滴水不漏的，并不能完全封闭所有信息。

他的另一个缺陷是，暗含了一种实际并不存在的知识的同质性。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一种秩序中的知识并不是单一的，往往分为主流知识和次等知识。次等知识经常被精英们视为异端。比如在中国，儒家的知识收到佛教和道教的挑战。

总的来说，“知识的秩序”这一概念十分有用，前提是我们需要认识到他只是一种“速记”，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有益的简化。

9. 实践

实践是知识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实践的惯习实际上也在发生改变。

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知识实践就是分类。

实践同样还包括获取知识、将知识归类、验证知识等比较正式的环节，也包含一些非正式的实践。事实上，科学方法经常从这些“非正式”的日常实践中发展出来，这也是我们应该将科学史研究置于更广大的知识史中来考察的原因之一。

10. 职业化

新学科的兴起和分化，是对知识快速增长累积的一种回应。这一进程在社会层面上看，就是“职业化”的过程。包括全职职业的多样化，以及特定职业准入门槛的规则建立。

职业化的进程也伴随着技术语言或者说行业术语的出现，这使得行业内部的沟通变得越来越便利，却让向外行转述明白变得愈发困难。

职业化这一概念也会产生利弊。它使人们更多的关注不同职业兴起过程中的共同点，而容易忽视不同职业间的差异。“职业化”的视角的考察更适合新型的职业（比如会计），而不是旧的（比如医生）；它更适合那些应用性的行业，而不是人文领域。

和职业化概念关系紧密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专业。专家和专业两词的流行，都与政府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越来越倚重专家的意见有关。

11. 无知机制

当我们讨论“知识秩序”的概念时，需要注意到，他还有互补的另一对立面，那就是“非知识”或者无知。

人类学家们研究西非文化中的秘密和秘密社会；经济学家们分析企业对于不确定条件的决策过程；社会学家们则强调，某些情境下，“非知识”也是可以被利用的资源。比如说，测试中候选人的匿名身份，就能给测试带来公平。另一方面，无知也会带来风险。

无知在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说一个集团将另一个集团斥为“无知”，以巩固统治秩序。在帝国史的研究领域，无知也是很重要的研究对象。在帝国新征服的地区，征服者对其资源和原住民的文化都了解甚少。从被征服者的眼光来看，征服者的无知往往是他们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

12. 情境中的知识

马克思：思想，尤其是“意识形态”，是被社会及其社会阶级塑造的

曼海姆：知识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时刻处于特定的时间、地域和环境当中。

知识的研究者应该把知识置于“语境”之中。这种社会情境，可以是阶级、代际，也可以是地理空间。

许多学者开始研究知识产生的场所。有些研究强调“知识的地理学”，特别是思想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些类似于中心城市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计算中心”从边缘地区输入信息的原材料，反过来输出成品的知识。

但这种中心-边缘模式遭致批评，被视为欧洲中心主义。事实上，知识的传播不只是单向的，传播中也会出现跨语言翻译、改造等过程。作者认为，应该引入一种“半边缘”的概念。

13. 思想诸方式

曼海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思想都有不同的特征。

比如18世纪早期，法国的“普遍自由主义”和德国的“保守历史主义”

弗莱克：用“思想方式”来区分不同的“思想集体”。人们总是认为自己的“思想方式”是理所当然的、必要的，但却认为其他人的思考方式是奇怪的、专断的。

14. 被压制的知识

在殖民的情境下，不同的知识尽管共存，但彼此之间并不平等。征服者的知识占据统治地位，而地方性知识就成为“被压制的”。这些被压制的知识往往会被遗忘。

最有名的研究就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讨论了西方在对中东地区的统治中，知识扮演了何种角色。

另一个“被压制的知识”的例子就是殖民时代的印度。

贝利：英国人从莫卧儿帝国统治者们建立的“信息秩序”中获益很多

科恩：在这两种知识体系的不平等碰撞过程中，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知识“进行了重组”

15. 默会知识

知识不仅有“知道它是什么”的知识，也有来自学院之外，那些实践性的、“知其如何做”的知识。

迈克尔·波兰尼：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言说的东西更多。

许多技能都很难用言语表达，需要在实践中习得，比如骑自行车、诊断疾病、品鉴红酒……

“默会知识”也可以被形容为一种“表现性知识”、“惯习”

布尔迪厄：一些技能和能力，个体已经充分地内化，以至于不太意识到自己拥有它们。

对技艺的研究，只能依靠田野考察和亲身参与的观察。针对不同的木工师徒间的观察表明，“默会知识”和“明晰知识”之间的分界不是清晰的，而是存在逐渐的过渡。

有学者认为，17世纪所谓的“科学革命”，就是学者和工匠之间明晰和默会知识相融合的结果。

16. 知识的工具

人的智识实践依赖物质文化支持，同时也被它所塑造。17世纪科学革命中最重要的“知识的工具”，就是望远镜和显微镜。工具有大有小，小到钢笔、回形针；大到大型强子对撞机。

17. 传统

学术知识的生产通常遵循一定的传统，但有时也会打破传统。

“传统”一般被理解为，从某一代“传递”到下一代的某种行为方式和思想模式。

但问题是，“传递”的东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传统被复活、重构和转化，适应不断变化的情景和需求。

某些特定的思想模式和研究方式会逐渐形成特定的民族传统或学科内传统。比如英美的经验主义，德国对理论的强调。

18. 翻译知识

传统认为：知识的传播保持不变。今天的主流观点：传播的起点和重点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某种语言中的核心概念，在另一语言中可能并不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翻译成中文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不同语言间的翻译并不容易，产生了许多的“文化性翻译”，也就是不断适应改造并接受新文化的过程。照样模仿也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创新

从这种角度看，一些被认为是创新的工作，往往也是对某个较早行为或体制的改造。

新观念可能来自旧观念的“迁徙”

如果我们开始关注迁徙的人群，就会发现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流亡或避难者。比如20世纪30年代离开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知识分子。流亡者的迁徙，会将外来的观念与本土观念加以混杂，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

另一种“迁徙”的知识分子，则是先接受了一个学科的训练，之后却转去另一个学科，带着原学科的“惯习”，去应用或者适应新的学科。